“我是周恩来曾经的妻子，麻烦您帮我通报一下”1953年，一妇女来到中南海求见周总理，自称是他“妻子”。周总理得知后亲自设宴，招待此人。
一九五三年，中南海门口来了个中年妇女，对哨兵淡淡地说：“我是周恩来曾经的妻子，麻烦你帮我通报一下。”岗亭里一下安静，谁都知道这话不能随口应付。层层上报后，消息送进总理办公室。周恩来听完，只问了一句“是不是范桂霞”，得到肯定答复，吩咐人请进中南海，又同邓颖超说，在家里做顿便饭，好好聊一聊。
范桂霞，一九〇五年生于广东佛冈县烟岭楼下村，父亲范信一在乡里行医。她在中山大学附属师范读过书，也在广州纺织厂拉过纱，参加广东新学生社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，从共青团员转成中共党员，是广州工人运动里的主力之一。
一九二七年“四一五”政变，叛徒带路，军警半夜冲进范家，先把二妹抓走。范桂霞从阳台翻上楼顶，缩在邻居烟囱后。楼下棍棒声、脚步声混在一起，父亲被打得吐血倒地，始终不肯说出女儿去向，只留下一句“霞姑，你快跑”。
军警走后，人咽了气。
她不敢回家守丧，连夜躲到广州河南宝岗一名女工家，在对方帮忙下买船票，经澳门辗转到香港。
到了香港，她重新接上党组织，进入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，专门抄写机密文件、负责交通联络，常同中央来的领导接头。
名字没几个人知道，任务却一件比一件要紧。
不久，秘书长沈宝同给她安排了一件特别工作：中央一位首长要在香港养病，由她单独护理，对外称“李少奶奶”，做首长的假妻子。
那年她二十二岁，还没成家，听完难免脸红，心里明白这是拿命在干，只说服从安排。
黄昏时分，一辆汽车悄悄停在香港一栋小楼门口。
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从车里背下一个病人，长袍马褂、绒毡帽、墨镜遮脸，高烧不退。随行医生交代，每小时量体温、记录冷热、适量喂水。
她从小在诊所边长大，照着吩咐忙前忙后。
凑近一看，心里一惊：病人正是当过两广区委书记、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。
周恩来得的是恶性疟疾，三天三夜昏迷不醒，她几乎一刻没离开，每小时摸额头、记温度，用汤匙一点点喂温开水。高烧退下去，他慢慢醒转，只能在屋里走几步，翻看她带来的报纸和文件，顺口同她聊起广州罢工、妇女工作。
她后来提起，说那段时间里，把他当兄长、老师、同志三样合在一块儿。
身体恢复些，他接到通知，要去上海参加党中央扩大会议。
船票由赖谷良买好，启程那天，杨石魂和范桂霞送他到码头。
江风有点凉，几个人握手告别。周恩来连声道谢“这些天辛苦了”，又叮嘱他们坚持斗争，“胜利一定会到来”。轮船慢慢离岸，香港小楼重新安静，这段对外宣称的“夫妻关系”，压回几个人心底。
广州公社起义失败后，一九二八年二月，经组织批准，范桂霞与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潘耀芳在广州结婚。
一九二八年三月，两人赴肇庆一带工作，潘耀芳整顿广宁、怀集、四会及西江沿岸农民武装，她负责工运、妇运，有时再去香港向党汇报。
白色恐怖加重，组织联络改为单线，一九三〇年前后上级再无人出现。一九三一年起，她回到云浮潘家乡教书，一直站到新中国成立。
另一边，周恩来到上海见到邓颖超，把在汕头失去部队掩护、又染恶性疟疾的经过讲了一遍，说起香港小楼里范桂霞、杨石魂护理他一个多月，问邓颖超记不记得广东区委妇委里的“小范”。
邓颖超说记得，这份人情一直放在心里。
时间拧到一九五三年。周恩来已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，忙得连轴转。范桂霞在云浮当老师，儿子大学毕业分配到政务院工作，大女儿参军，小女儿读中学。
一趟进京看望儿子、儿媳，她盘算着，该去中南海见一见当年的“病号”，才有了门口那句“曾经的妻子”。
秘书梁霭然接待她，把情况向总理汇报。周恩来当场拍板，以邓颖超名义写信，约她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五点到中南海家里吃饭。那天，夫妻俩在小院里等人。
院子不大，屋里陈设简单，更像普通机关宿舍。饭桌上几样菜，不外红烧豆腐、北京烤鸭、炒青菜、鸡汤，两位主人却一直往她碗里夹。
邓颖超特意用当年在广州做群众工作学来的广州话同她聊天。
周恩来看着她，说当年的“小女娃”也上了年纪，问她这些年怎么过。范桂霞说，自己当老师，儿子在政务院，大女儿参军，小女儿念中学，一家生活安稳。周恩来点点头，说祖国建设越好，老百姓的日子越有盼头，教育下一代很重要。
席间，她把广州公社失败后的辗转、组织关系中断的经过讲了一遍。
周恩来说，南方党那时被破坏得太厉害，她找不到组织并不意外，又顺口问了几句广州教师怎样看共产党和毛主席，斯大林逝世时群众是什么反应。
范桂霞说，全校师生听到消息都落泪，还有人担心世界革命会不会受影响，他让她放心，说大势在往前走。
一九九四年三月六日，范桂霞在广州病逝，享年八十九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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